後現代詮釋學背後的哲學觀（四）

第 2061 期（2004 年 2 月 22 日）
◎　神學縱橫　◎　王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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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柯對「權力的解構」：

　　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當代法國思想發展中無疑是一位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他雖有時自稱為「歷史學家」，但他卻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學家。他先後考察了瘋癲、疾病、人、犯罪、和性 的歷史，他不把這些對象當作「客觀事實」，而是作為「知識」，也可以說，他考察的是「知識史」。

　　傅柯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認為任何標準及權威性的詮釋，只不過是一小撮人試圖藉著詮釋來轄制他人而已。因傅柯在一九七零年前後，從「考古學」方法轉向了「譜系學」方法，

他採用尼采「譜系學」的方法把話語置入社會制度和實踐中。他發現其中存在某種權力關係控制著話語結構，因此，他極力批判這種「權力主體」的結構，為因著權力壓迫的邊緣族群提出平反。

　　我們不難發現，傅柯的思想前設是認為人類歷史始終是權力關係的歷史。換言之，「權力」問題是傅柯全部著作的問題核心。因著傅柯對各種人類科學的話語進行了解構分析，並揭示其背後的權力運作，由此，任何人文知識都不可能再以「客觀」、「中立」自居了。這種詮釋進路塑造了後現代詮釋學解構一切權威性 解釋的可信性，無形中等於把「真理」的權威扣了一頂大帽子，把詮釋學引到更相對化及多元化的境地。

羅蒂的「後哲學文化」：

　　羅蒂（Richard Rorty ,1931-）於一九五六年獲得耶魯大學博士學位，他的重要著作《哲學與自然之鏡》於一九七九年出版，甫出版便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他在書中指出：「我們與其把知識看成在鏡子中反映自然的企圖，無寧說應當把它看作對話問題和社會實踐問題。」

　　羅蒂繼續了杜威（Dowey）的「實用主義」傳統並將其徹底化。在他看來，知識的辯護不再是訴諸客觀性 的問題，而是相對於不同的社會族群而言；真理或知識也不再是描述性的，而是規範性 的。簡而言之，真理是相對於社會一致同意而言的。任何一個斷言，若被某一特定族群的認識規範所批準，那就是「真」的。

　　羅蒂在《後哲學文化》一書中更凸顯出他那反基礎主義、反本質主義的「後哲學文化」主張，他認為：「『後哲學』指的是克服人們認為人生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建立與某種非人類的東西（如：上帝、善的形式、絕對精神、實在、道德律）聯繫的信念。」

　　對羅蒂而言，我們不要試圖詮釋文本，乃是要用它。因為文本不是要告訴我們某一件事，文本也沒有一個正確的解釋。文本只是提供刺激，讓一個人讀了以後，覺得原來的解釋比較容易或難持守。每次讀一文本，好比一團泥在窯匠手中多轉了一圈，即文本的意義又被塑造一次。總之，羅蒂的「後哲學」倡導著「對話」，他的詮釋學觀點之目標就是要促進不同範式之間持續的對話下去，他對尋求絕對真理絲毫不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