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許朝英(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出版部部長)
出席：
陳耀南(前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
梁元生(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李志剛(禮賢會灣仔堂主任牧師)
日期：一九九七年六月廿八日
時間：下午一時至二時半
地點：尖沙嘴香港青年會
記錄、攝影：王礽福
▲許朝英：信徒的天國觀帶動他們的價值觀。
許朝英：我們正站在歷史的分界線上，在香港過渡九七之際，《基督教週報》特別舉辦了這次座談會，希望能藉着回顧香港過去百多年的歷史帶出基督教對香港的貢獻;並且思考在這片中西文化結合的地方，儒家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將如何展望新文化的發展。殖民地香港的宗主國英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而近期董特首在許多言論當中都引用儒家背景的思想;在香港面對新紀元的來臨，又有甚麼是我們需要保留、揚棄與探索的呢?
也許讓我們先回顧香港一百五十五年的殖民統治所產生的是怎樣的文化?這種文化又是由甚麼的主觀因素和客觀環境所造成的呢?
交流需要均衡點
▲陳耀南：中西文化交流需要均衡點。
陳耀南：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招牌過去是沒有中文名稱的，只寫「Department of Chinese」，這已經表示了很多意思。
我們常談中西文化的交流，其實談何容易!若非在一個均衡的處境中，是談不到交流的。舉例說近年都有很多華人移民加拿大、澳洲，但並沒有做到交流，仍只是一面倒。
不過，香港卻是真真正正可以交流的地方，因為中、西各有均衡點。在香港，中國人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下長育;在地緣上又貼近大陸。這兩點是香港中國文化的優勢。而西方文化則有其政治及時代上的優勢。政治上英國殖民地香港的宗主國;加上本世紀西方文化氾濫全球，現代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西化，這是時代的需要。兩方面的均衡，產生融匯的契機。從一個較窄的角度講，正是儒家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交匯點。這是其他地方所沒有的。
▲梁元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聖經的詮釋，往往豐富了基督教。
梁元生：香港一直是一個華人社會，社會上主要是用中國語言，風俗習慣都以華人社會的為主。但她的精英文化裏，殖民地色彩很濃。所以陳博士說的均衡是上下式，上面的是西方，下面普通人的社會則屬於中國文化。
陳耀南：你說得很對，我指的也是上下均衡。但要留意若不是香港的中國人口那麼多，又貼近大陸，可能下面的就給上面的壓得很慘。
梁元生：我比較有興趣的是近年所謂的後殖民地時期，至此香港文化的特色才出現。以前我們說殖民地文化，主要是指政治上很少華人參與，行政、重要的措施都是由英國人決策，百多年來一直都沒有改變。唯一兩者都有機會參與的是商業文化。其他的歷史文化、通俗文化，西方人則參與不多。近十多二十年出現的香港文化，則是兩者都有分。
我感到可以藉中大的崇基與新亞學院來形容。崇基是一所基督教傳統的學院，着重科技與·西方文化;而新亞則是代表中國傳統的文化。香港文化裏有崇基，也有新亞的部分。中大裏又有一所聯合書院，就是一個很典型的行政系統，代表政府公務員、商業社會。這三個部分便構成香港的文化。
粵語的黃金時代
陳耀南：香港百多年來形成的殖民地文化，有些地方是我們所習慣而別人覺得不妥、不同的。英人對華人文化採取放任態度，只要不危害他們的統治，便樂見華南文化與中原文化分而治之。海陝兩岸都是用國語(普通話)來教學，而香港則用粵語或普通話都可以，反正英國人不管，只要保留最高學府用英語就可以。但亦因此保留了在中華文化主體以外的一塊試驗地。所以近二十年來對我們所習慣的粵語來說，是一個黃金時代。由街邊擔花賣菜，到立法局面折廷爭，都用粵語;甚至從幼稚園教學到研究所博士論文口試，一樣可以用粵語。它不單是日用語言，同時是文化語言。我的一些台灣朋友，由於讀書時已用國語，所以很多閩南語的發音都不懂。他們一談到精要的學術、思想問題，就非要用國語不可，因為用閩南語表達不到。其他地方的方言，恐怕亦是如此，因為他們的教學系統、政治系統都是用普通語。總括來說，香港文化可能是豐富了整體的中華文化。
另一方面，談到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化過去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我想起兩個故事，一個是康有為的，一個是中山先生的。兩人來到香港，都不約而同對交通情況很有印象。當時國內沒有行人道、交通燈的觀念，於是這些當時香港人覺得很普通的現象，卻令他們印象深刻。那種井然有序的過馬路方式，令他們覺得市政相當不錯，由是看到背後宗主國的政治觀念，的確有我們中國人不可及之處。我們常說香港是殖民地，有自由無民主，但我們同時知道香港的宗主國是一個民主的老牌國家。透過英國人的長期統治，民主、法治、科學等的意識其實已潛而默化，成為香港人的共識。今後，我們可進一步把這些共識與大陸的同胞分享。
有些人問，香港長期有自由無民主，為何香港人又乖乖地接受而不爭取?我想不是用一句香港人素來政治冷感可以概括——當然有些人真是這樣。不可排除一個可能，就是要推行民主，我們的對象應該是中國人;而且我們總覺得殖民地的統治是暫時的，長久來說始終是中國人的地方，所以要爭百年而無須爭朝夕。這可能是香港過去一直沒有爭取民主的原因之一。
「買辦」階層灌輸西方文化
▲李志剛：「買辦」階層灌輸西方文化。
李志剛：香港是一個殖民地社會，有西人的上層架構，有華人的基層架構。其實還有一個中間階層，存在着一羣「買辦」，造成一種中西交流。譬如大學就是一個「買辦」機關，將西方的東西灌輸過來;不過在整體的社會中，我們接受西方文化的灌輸多於中國文化。(好像理雅各那樣將中國典籍翻譯，介紹到西方的，實屬例外。)大學裏不是沒有中文系，但表揚性則甚少，這中間不無偏差。
那麼，基督教對已往香港文化的貢獻是甚麼呢?簡而言之，就是西方文化的傳播。基督教有傳道、教育、慈惠、出版事業，裏面其實是將西方文化與意識形態傳給中國，很少是發掘中國文化的優點而加以表揚。就算教會辦的大學、基督徒的教授，又對中國文化有多少的表揚呢?相反來說，對西方的科技、精神，都不遺餘力的傳播，卻甚少注視當代儒家學者。近期中大在歷史系、哲學系中有一些討論，但還是不夠。
許朝英：剛才李牧師提到的「買辦」角度，相當有趣，因為這牽涉到個人主觀的因素：將甚麼帶過來、買過來?其間的取捨，甚至本地人的接收與回應，加上與儒學背景社會之相處、融匯，其間變數很大。香港基督教在面對時代的轉變，是否應反省到過去從西方接收過來和在港建立的事物中，有甚麼是可以傳留下來，有存在的意義;有甚麼是過渡期的，將隨轉變而消失?
除去基督教的西化標籤
梁元生：我想李牧師的確提出了一個頗為嚴重的問題，就是過去信徒一直覺得自己是西方文化的代表。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如果在九七以後。新的政權或中國政府都有同樣的看法，會對香港的基督教及信徒很不利。如果他們認為基督教代表着西方文化，代表着一直以來殖民地的傳統或文化，這樣便可能將基督教與應該要丟的殖民地包袱一同丟棄。我覺得這是一個隱憂。
不過我想這幾年來基督教的領袖或知識分子一直想表示這兩者不是等同的，基督教不代表純粹的西方文化。不論是本色神學的推動也好，中國文化在神學院的研究中愈來愈重要也好，都表示信徒希望將基督教的西化標籤除去。這種訴求過去在教會裏甚為敏感，認為本色化只是一小撮知識分子才有興趣、才覺得有用，平信徒是不應多參與討論的。這種態度在目前的環境中是應該變更的。
至於中華文化怎樣在基督教裏有所貢獻和建設，這個問題便比較大。我們所說的貢獻，是指在西方基督教系統裏引入多一些中國文化的討論，使基督教更能夠普世化。其實基督教在歐、美，甚至拉丁美洲與非洲，都能提出一些新的內涵，豐富了基督教文化。。如果我們希望中國文化可以帶來同樣的刺激，便應該在香港的神學界、教會裏，朝着這方面來努力。這不表示只要我們去做，中國文化便能成為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但我覺得有些角度我們應該可以提出來討論。以前提出來會令教會裏一些人覺得敏感，但現在應該是一個恰當的時間。
新的詮釋豐富了基督教
許朝英：是否教會、機構都沒有把這方面放在一個學術的角度來看?一般來說，信徒傾向認為基督教的文化本身是超越一般的學術文化。基督教有一個天國觀，是一個天國文化;又因為基督救贖的緣故，我們看它為一個救贖的文化，能將事物更新，將其價值完全改變過來。這種文化與儒、道文化的想法不一樣。我們這種機構人可能比較現實，在許多的層面上不是說不做這方面的工作，而是覺得聖經的教導已經很生活化。耶穌所講的不是着重高深的理論，但裏面所蘊涵的真理是今天的基督徒、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可以將這些真理重新闡釋，為面前的香港文化、中國文化帶來新的出路。
梁元生：如果從信徒的立場，不看重基督教的普世性、永恆性，則基督教只會變成人間文化的一個分支，那就不用守成信仰。基督教固然是有一個很基本與其他信仰、思想不同的地方。但其實很多聖經裏的觀念，曾在不同的文化中產生一連串的回響。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詮釋一些觀念、義理時，往往都會適應當地的思潮、文化、價值等，建立一連串新的解釋，豐富了基督教。基督教如果作為一種文化，在一個中國人的社會、文化中，將一些觀念提出來討論，自然會產生一些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解釋、理論或哲學;這些相信可提到在基督教的神學中作為討論的。但過去卻缺乏華人神學家作這方面的工作。
許朝英：這方面佛教便很成功。它的影響來自民間、民心，所以影響很大，致使佛教被看作一個在中國民間很合情理的信仰。其實它源自印度。
陳耀南：主要是由於佛教的歷史很長，由東漢明帝至今差不多二千年，已經潛移默化。再加上歷代的詩文詞曲對佛教加以詠歎，早已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我覺得假以時日，配合現代的傳播技巧與基督徒的熱心，基督教的前境應該是樂觀的，縱然目前仍有洋教的跡象。
中國文化近百年來的活力衰退，很多過去不為人見的缺點，現在已很明顯，我想漸漸惟有基督教文化能夠豐盛、成全中國文化。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包涵很多種子的文化共同體，歸回中國的政體後，所起的影響應該很大。每個香港人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帶有剛才我們所講的那些種子。這些種子都有其感染力、和合力;如果是信徒本身，更應有其使命感。
保持香港文化的多元性
許朝英：那麼儒家思想在九七新紀元後的作用將會如何?基督教對儒家文化的適應和協調又如何?
梁元生：我覺得整個中國最好能包涵我前面提到的「崇基、新亞、聯合」三種文化。最好這三種主要思潮以外文化也有機會發展。我覺得香港不應因為我們要發展儒家，就要令它成為一個最主要的思潮;或是從基督徒的立場，就認為基督教要成為唯一的文化。我覺得愈多的思潮愈好，有三十個就更好。香港一向是多元的，能包容其他的意見。這種富有包容性的文化，融合又容許不同的思潮，且存在一種互動或對話的傾向，就是香港文化的一個特色。我最想看到九七以後這特色仍然存在。
許朝英：你們認為如何才可加速當中的整合呢?
梁元生：整合在這幾年一直在做，即所謂文化對談、信仰對談。大家都照顧到對方不同信仰、文化的存在，希望透過認識、了解對方，尋求一些共識，共同合作的機會。這幾年一直在做，而且有很多的資源，以及有很多的宗教支持與鼓勵。雖然最後大家都不可能投靠對方，基督教也不會成為獨當一面的場面。
儒家是一個重要的分站
陳耀南：我想香港流行的儒家思想在九七後可以促進中國大陸的良性發展。從另一方面，也許是上帝的旨意，為未來的基督教文明多鋪一條路。
作為傳統中國文化的骨幹，儒家文化那種講協和，講調和的價值觀念，其實是深入民心，對那種講矛盾，講鬥爭的馬列主義，起了一個均衡、補充的作用。再加上十幾年來的改革開放，又有一段時間對海外新儒學發生濃厚的興趣，現在反儒的力量也不會有市場了。最多是認為儒家思想有很多歷史任務已經完成，未必很適合時代的需要;但至少不會對它醜化，作為攻擊的對象。在可見的將來，重新以一個友善同情的角度來檢討和研究儒家的機會，可能比從前還多。
另一方面，由於近年中國講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有時產生一些不好的副作用，令到大家變得向錢看，惟利是圖。這時傳統儒學講究良知，講究安貧樂道，適當節制人的欲望的精神，應該還有它的作用。這是剛才指的良性發展。
但只要我們研究儒家思想，以至現代新儒學前輩的理論，又會發覺有些地方是始終解決不來。譬如儒學的骨幹、基礎、核心，就來自人的心性良知。現代新儒學雖然講得更加巧妙、更為精深，甚或引入康德的學說，其實萬變不離其宗，都是以一個所謂超越而内在的道德本體作為骨幹，講得簡單就是良知。但這良知從哪裏來呢?
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那「幾希」的東西是否就是人的根源?這樣自然就會溯源到孔孟所講的心性之上還有個「天」「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則知天」(孟子語)，這個「天」到底是甚麼呢?這個「天」為何讓人那麼「得天獨厚」呢?這樣自然就會接觸到那個純真至善完美的造物主、最高的善的本體。即是說你愈研究儒家思想，愈會發覺它是一個重要的分站，而不是終站。以前一直以為它是終站，現代新儒學的前輩亦以為它是終站。舉一個不一定很貼切的比喻，看上來中環是香港地鐵的終站，其實之上還有一個上環，不過要轉轉車，就是說之上還有一個來源，只是在此站上落客比較多而已。
此外，儒學講協和，是否人和人協和就夠呢?那麼人和自然又如何呢?現在講生態講環保就是說這些。進一步人與造物者、人和至善的最後根源又如何和好呢?這種接觸便進到基督教的花園。我覺得儒家在九七新紀元文化可以做的是一種承先啟一種媒介的作用。
而「基督教對儒家文明的適應及協調」這種提法太溫柔敦厚了。其實基督教對儒家是一種補足、領導與超越。適應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方便別人接受基督，從而將未信者領導過來。適應過了一定的限度，便失去自己的立場;再適應得多便變成「新紀元運動」。如果放棄了底線，就不如不傳道了!協調也是這樣，不是五十五十的協調。如果牽涉到祭祖、孝道這類屬於價值核心的問題，有些地方是不能讓;否則的話，只是無盡的妥協。
適應與協調中國文化
梁元生：不過對香從來說，仍是無法協調、適應中國文化。很多時候基督徒建立了一個外在的形象，以為儒家思想是另一種信仰系統，與基督教是截然不同，扞格不入。這種誤解在外人看來是一個很嚴重的分歧，甚至信徒也是這樣看。我覺得這方面是須要糾正過來。特別是香港的基督徒知識分子應該尋找平衡，作為基督徒的同時，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中國人，很多中國文化仍能在你身上看到及持守。我感到如果能讓大陸同胞看到兩者並不是水火不相容，會是一個美好的見證。
陳耀南：很遺憾的是，有一些很有學問的前輩曾公開表示，基於信仰自由的原則，他們不反對基督教，但他們希望真正的中國人不是基督徒，或是說多個基督徒就少個中國人。這是很可悲的誤解，尤其是出於一些很有學問的人口中。
幾十年前鄰近地區有些著名的基督教大學的領導人認為，如果我們還容讓那些講新儒學的人吸引學生，豈不是沒有人聽福音?這些傳福音的人未免對自己及對神的信心都不足夠。其實愈研究中國文化就愈覺得它是一個大分站，而不是終站，就是差一點點，就是不足夠。就是這一點點的地方造成二千年來許多地方的原地踏步，不進步，甚至百多年來與西方文化接相形見絀。所以不怕研究，愈研究就愈知道需要基督教來成全。
至於講得具體點、淺近些，我常常覺得基督徒應該做多些與中國文化具體諧和的事情。譬如聖詩，盡量做到詩歌中國化，令到它看起來、唱起來都有中國文化的味道。譬如傳統的中國文學形式，一樣可以跟基督教文化結合，令人覺得原來傳統中國文學的載體，完全可以承載基督的福音，而基督教並不是洋教。如果是「洋」，則應是「洋洋大觀」的「洋」，而不是「洋鬼子」的「洋」。對它而言中國文化是一個海，海雖然大，但終究是融入洋裏去。
這個誤解不消除，福音便難以在中國廣傳。所以長遠來說，適應與協調應該作如是看。讓日常的宣講方式，都與中國文化協調;一如教堂的建築一樣可以很中國式。這些都不是基督教的核心，大有調和的餘地。
關心社會是香港信徒的特色
梁元生：我感到香港的信徒比其他地方的信徒對社會、對機構、對堂會以外的關心都比較強烈。這是香港基督教文化中比較明顯的特色。至於喜不喜歡這種特色，那是另一回事。
他們對社會的關心在九七問題前表現在社會服務，在九七問題出現後表現在政治上。香港信徒對公平、正義這類的問題比較敏感。
許朝英：近三十年來我在教會成長，感到教會中的教導，傳遞着信徒皆為君尊的祭司的天國觀，重視救贖對生命的轉化，於是大家產生一種使命感，認為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加上十幾年來政治環境的改變，常常催迫我們關心社會，熱心傳道，所以有種小本位的心態，希望在自己的職位上作見證。
李志剛：剛才許社長提到天國公民的祭司職分，的確是香港基督徒很強調的觀念。其實信徒關心的是社會與國家的問題。由十九至二十世紀，香港的信徒皆充分表現出其對國家的關心。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香港的教會、教會學校、慈惠機構是並排的，同地位的。從香港機構的增長，我們看到信徒社會的關心，認知到自己是一羣使命羣體。我覺得這是一個成就。我發現香港教會在八〇年代之後，教會信徒的增長，以及對事物的看法，都表現出對和國家的關心，於是帶來見證的使命。我覺得香港信徒在這方面很醒覺。
梁元生：我也覺得這是香港信徒的優點，他們對社會、政治、文化的關心程度，的確可以給星、馬、海外等地區的華人教會作為借鏡。
許朝英：我相信基督徒特別強調生活與生命，這是因為基督徒的天國觀帶動着許多的價值觀。
李志剛：不少信徒都嘗試透過自己的工作崗位來見證主耶穌的福音。
陳耀南：也就是表現信心、活出榜樣。
許朝英：信徒有不同的人生方向，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卻榮耀同一位主宰。面對九七之後香港的環境，我們都很重視每個信徒對生命、對生活的演繹，希望透過他們生命的流露，改變那以自我為中心、着重物欲的文化。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