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香港的基督教文字工作者

第 49 期（1965 年 8 月 1 日）
◎　文林　◎　謝扶雅

　　我雖然不主張在中國的基督教各教會要統一，但認為對外的事，必須聯合起來，通力合作。單就基督教文字事業而論，雖然有些出版物，如主日學校教材，是專為本教會會友的兒童而設，但聖教文字的主要任務，端在宣揚眞道去說服外教人。中國素為一個重文字的國家，而又具源遠流長的固有文化，所以在中國的基督教作家，實可謂最有力的護教使者。吾教文工旣如是其任重道遠，則應如何羣策羣力，互相切磋:以保證所負使命的完成，而歸榮上帝。

　　據我所知，在香港的吾教出版機關無不各自為政。天主(公)教的跟復原教的固然一向各不相謀，而在復原旂幟下，除中立性的基督教輔僑出版社之外，有没信會出版部，有信義宗的道聲出版社，有聖公會的一些書報，有內地會的⋯⋯至少「燈塔」期刊等等。這許多文字機關裏的同工，都是拿漢文作媒介，而傳播福音眞理，雖分別受雇於淵源背景不同的機關團體，但工作本質嘅同所用對外的武器也是一樣，為什麼不能密切聯繫，以收相得益彰的成效呢?要是能做到集中辦公，不但在高榷文字的運用和出版的技術上，有大大的幫助，兼且可省却分別租賃樓宇的一大筆消耗。但為小試其端起見，讓我建議先來一個「香港基督教文工聯合會議」的非組織及非立法性的結合，定每星期的某一下午集會一次·(地點似可借頗適中的九龍華人青年會)把一星期內各自機關裏所發生的重要事件彼此交換意見，乃至對將要付印的書報最後校樣，大家畧畧過目一下，結果定會獲得不可數量的益處。

　　讓我舉一個例:台灣某出版社新近出了一部題名作「宣揚性教會應有的機構」姑不說其書名之嫌畧長，而為一個外教人猛一觸及眼簾，竟誤以為教會宣揚「性感」的書物。假如台灣有了如我以上所提的「聯合會議」，事前彼此過目而才付印，當决不致此笑柄而這不是一個孤例，我所見到的吾教出版物上可貽外人誤會及批評之處，實在不可勝計。折一矢易，折十矢難。一人之知有限，集合過一過眼，聽一聽別個的意見，所費的時間不多，而所收效果甚大，為什麼不做呢?

　　中國文字寫作似乎要比任何別國的要難。而呪目前我國基督教界，作家和翻譯人才可謂奇缺。東南亞都如是，香港尤然今日本港的文工，能自命在創作或譯作上夠資格有幾多。那麼，十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我們惟有通力合作，彼此「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應可彌補缺陷於百一，而保聖之勿衰。並且，客觀的需求如此其大而股穡多工少，僅有的點同道，而復分疆劃界，各不相通，自塞其聰明，而授外人以柄，寧不可悲，吾教同工必須一掃，舊日本國文人相輕之習，傾胆布公，只奉基督之聖名，忘記公會的背景。如果我們的老板，為了不願花一下午荒廢寫作的時間·而不讓我們去參預這種有益的會談，那太遺憾了。

　　老實說，基督教文工的待遇太薄，尤為吾教文字不發達不進步的一大原因，讓我另指出一個具體的例子:本港的基督教輔僑社早應該有一位華人總編輯，而我認為此職的月薪，不得低於港幣二千，即相當於港大或中文大學裏的普通講師(不是高級講師或教授)待遇。諺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就我個人的經驗，我情願當一較低待遇的大學教授，也不願出任一較高薪金的出版社編輯。教授不必在公事室伏案日七八小時而又假期特多，暑假更有兩三個月暇:，足以自已寫出或譯成一部書，為什麼捨此而就彼呢?今日中文大學內各學院教員當中，固非無勝任輔僑社總編輯之人選，但誰也都有如我的想法和算盤，而况根本就不見有「重賞」呢?

　　今時基督教出版當局，急應張開大眼挺起肩膀，有魄力作革命性的改進，勿再拘泥舊例及成規其實，香港一般教會算是不缺少錢。而我確實知道，世界基督教協會和美國的全國基督教協會，對華人文字事業，尤願傾囊相助，只要你有計劃，有人才。大學篇裏說得好:「有人比有土，有土比有財。」得士，重士，厚養士，實為中國基督教文字事業的首要方針。本來經濟學上，需求多供應少，貨價自然高升。我奇怪何以吾教文工偏不如是。嚴正地說，基督教欲在中華的土壤下生根，主要在靠文字傳道文字在中國一向是「可大可久」的佳珍。我國今後如無大量基督教作品產生，中國的教會將永遠是歐美差會的尾巴。而尾巴一若遇見意外，必然斷爛消滅。這是大家警醒覺悟的時候了。

　　再者，吾教文工對外界時下出版重要書報，總應畧加瀏覽這不但為注視本國文化界的思潮動態，也可觀摩他們的文字技巧，得益必多。如果自已時間不夠，則像在我今所獻議的那種聯合會輪流作讀書報告，亦不失為很好的補救辦法。至於吾教範圍内各出版機關所出書報，更應大家接頭，互通聲氣。人之見聞有限?自已家裏弟兄的彼此收獲而各不知，實太不成話。筆者前為崇基學報撰「太初有道」一文，會費不少時間調查了百多年來各種漢譯聖經，但竟遺漏了吳經熊博士新約譯本(民卅八初版，民四九再版，均在港)而致誤下結論，謂天主教會內都譯「太初有聖言」，却不料吳譯本偏依復原!而譯「道」字。附及於此，以誌吾憾!

內容刊載於《基督教週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