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在社區

第 3133 期（2024 年 9 月 8 日）
◎　每月眉批　◎　施德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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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基督教社區的傳統單位是教區。我在這裏並不關心必須如何徹底修改其體制以適應未來的狀況。教區肯定正在衰落，其中或許最難以令人信服的原因，是派系的分歧：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化 — 我也將郊區化以及城市化的所有原因和影響包括在內。教區在多大程度上必須被取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那些傾向摧毀它的原因的必要性。無論如何，都並不影響我將教區視為社區單位的例證。因為這個單位不能只是宗教性的，也不能只是社會性的；一個人也不應該是兩個獨立、甚至重疊的單位的成員 — 一個是宗教單位，另一個是社會單位。這統一的共同體，應該是宗教—社會性的，而且所有階級（如果有階級的話）都必須以其為自己的利益中心。除了在非常原始的部落之外，已經不再完全實現。

　　這不僅是關乎這個國家的問題，已故教宗也曾關切地提過，他所說的不僅是一個國家而是所有文明國家，人民羣眾與基督教愈來愈疏遠。在像英國這樣的工業化社會中，我很驚訝人們仍然保留着如此豐厚的基督教信仰。對絕大多數人來說 — 我這裏指的不是社會階層，而是知識分子階層 — 宗教必須在根本上關乎行為和習慣，必須與社會生活、商業和娛樂結合。而特有的宗教情感，必然是家庭情感和社會情感的一種延伸與神聖化。即使對於最高度發展和有意識的個人來說，生活於世界，一種刻意的基督教思想和情感的導向，也只能發生在每天和每週中的特定時刻，而這些時刻本身以形成的習慣反覆出現；在作出選擇的當下，恆常不斷地意識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差異，會帶來很大的壓力。在一個基督教社會中，大眾不應毫無緩衝地暴露於這樣一種生活方式：在其中，對他們來說容易或環境所決定的事情，與基督教的事情之間存在着過於尖銳和頻繁的衝突。強迫性地以這樣的方式生活，即基督徒的行為只能在有限的情況下進行，是反對基督教的非常強大的力量；因為行為對信念的影響，與信念對行為的影響一樣強大。

　　～T. S. Eliot, “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 pp.29-30.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9.

　　當年好像是在結業前的辰衝書店撿起這本發黃的舊書。決定將它收留，大概就只因為作者是艾略特罷。誰會想到寫《荒原》、《空心人》的詩人和諾貝爾文學家，會正經八股地談論教會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他曾聲稱自己「在文學上是古典派、政治上是現政府支持者、宗教上屬聖公宗大公信仰。」

　　當然，甚至在殖民地時代，香港也說不上是個基督教的社會；只能說由於宗主國的宗教背景，政府對教會的政策傾向友善和寬鬆。但正如艾略特指出，就是在二戰之前，他已強烈感受到現代化與都市化對英國傳統教會構成的衝擊。

　　要有意義地存在於社會當中，教會若只強調其宗教性，就會失去她跟受眾溝通的共同語言；但若只強調其社會性，則無從表達信仰的核心價值。許多時不少堂會就搖擺於兩者之間，順得哥情失嫂意，就是無法取得一個有意義的平衡。而信徒也就只能擘裂於教會與社會之間，平時做個普通人，週日做個循規蹈矩的信徒。畢竟正如作者指出，除了在非常原始的部落之外，一個傳統教區式的統一共同體已經無法完全實現。

　　艾略特更指出，教會要有意義地存在於社會，「宗教必須在根本上關乎行為和習慣，必須與社會生活、商業和娛樂結合。」這並不是要求教會「妥協」她的信仰，而是信徒必須在信仰與生活之間尋求一個有意義的結合，畢竟「行為對信念的影響，與信念對行為的影響一樣強大」！而特有的宗教情感作為「家庭情感和社會情感的一種延伸與神聖化」，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倘若「基督徒的行為只能在有限的情況下進行」，教會就不能抱怨信徒「兩副面孔」了。

　　艾略特最後選擇在他最初抵英的家鄉森麻實火葬。在當地教會有一個牌匾，刻着來自他在《四重奏》中的引文：「在我的開端是我的終結。在我的終結是我的開端。」但或許我們更熟悉的，是他的另一段：「我們不會停止探索，而在我們所有探索的結束，將到達我們的起點，並首度認識這個地方。」對於信仰，我們何嘗不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