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克拉拉·巴頓(Clara Barton),我創建美國紅十字會的旅程深受國際紅十字會創始人亨利·杜南特的影響。他的故事充滿信仰、慈悲和對人類的堅定承諾,深深地打動了我,並塑造了我的道路。亨利·杜南特1828年出生於瑞士日內瓦的一個虔誠的改革宗家庭。他的成長環境充滿了加爾文主義者的信仰原則—信仰、努力工作,以及幫助他人的深切關懷。這種信仰不僅僅是信念,更是一種行動的號召,促使他在世界上做出實際的改變。1859年,法國與意大利撒尼王國戰爭,在意大利北部的索爾費里諾戰役中,有數千名士兵受傷和垂死。杜南特在該地區從商旅行時,被戰場上的痛苦景象和缺乏足夠的醫療護理深深震驚。他受到信仰和人道主義責任感的驅使,組織起當地村民,不分政治立場地幫助照顧傷者。這事以後杜南特寫下《索爾費里諾回憶錄》。在書中,他回憶了戰鬥的恐怖,提出建立中立組織來在戰爭時期照顧傷者的建議。他的願景在1863年誕生了國際紅十字會,這個組織根植於中立、公正和志願服務的原則。杜南特將他的改革宗信仰體現在他對這些原則的承諾上,為緩解戰爭的痛苦和提升人類尊嚴不懈地努力。
而我的旅程則開始於1821年馬薩諸塞州北牛津鎮。我在基督徒家庭中長大,父親是退伍軍人,他的愛國精神和對弱者的關懷深深影響了我。而母親則是慈愛且堅強的女性,她教會了我堅毅和同情心。在我十一歲的時候,我的哥哥大衞不幸從屋頂上摔下來,受了重傷。當時的醫療條件有限,許多病人得不到有效的治療。然而,我每天細心照顧大衞,幫他翻身、擦洗身體、餵藥,並陪伴他度過無數個漫長的夜晚。我還自發閱讀醫學書籍,學習如何更好地護理他。這段經歷不僅鍛鍊了我的護理技能,也培養我的毅力和決心。經過兩年的不懈努力,大衞終於康復了。在照顧他的過程中,我學會了在壓力下保持冷靜,組織和調動資源,以及在困境中找到解決辦法。這些都成為我未來在戰場上救助士兵必不可少的技能。我第一次參與重大救援工作是1862年8月的錫達山戰役。當時,我在收集醫療用品並分發給士兵,但戰場上混亂而痛苦的景象讓我感觸良多,我組織志願者,確保供應,並不分晝夜地工作。這段經歷鞏固了我助人的決心,也展示了我領導和安撫困境中人們的能力。然而,真正讓我名聲遠揚的是1862年9月的安提塔姆戰役。作為美國歷史上最血腥的戰鬥記錄,安提塔姆戰場上留下了數千名死傷的士兵。面對危險重重,我和志願者依然帶着大批醫療用品趕到戰場。在無情的炮火下,我進行急救,安慰垂死者,並確保物資得到有效利用。就在這次戰役之中,一顆子彈穿過我的衣袖,險些擊中我,然而卻擊中了我正在照顧的士兵。這樣的險情讓我更不畏懼死亡,戰場上的士兵們都稱我為「戰地天使」。這一稱號是士兵們賦予我的,認可了我在血腥恐怖的戰場上提供的安慰和救助。這一稱號既令我謙卑,又激勵着我繼續我的人道救援工作。
受亨利·杜南特的榜樣啟發,並由我的信仰驅使,我於1881年創立了美國紅十字會。我的目標是創建一個可以在美國提供緊急援助、災難救濟和教育的組織,遵循杜南特倡導的原則。我的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同情、服務和尊重每個人生命價值的信念—是美國紅十字會的基石。
從我的旅程和亨利·杜南特的遺產中,未來的領導者可以學到幾個關鍵教訓。首先,信仰應激發行動。無論是宗教信仰還是對人道主義莊嚴的承諾,幫助他人的動力是改變世界的強大力量。其次,中立和公正在人道主義工作中至關重要;我們的努力必須超越國家、政治和文化的界限,服務於需要幫助的人。最後,在逆境中堅持不懈至關重要。杜南特和我都面臨過巨大的挑戰和反對,但我們對使命的不懈奉獻對世界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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