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哈麗葉特·比徹·斯托 (Harriet Beecher Stowe),出生於1811年,成長在虔誠的清教徒家庭中。我的父親萊曼·比徹是著名的廢奴主義牧師。他教導我和兄弟姐妹們要堅守道德和社會正義。這種信仰深深植根於我的心中,使我對奴隸制的罪惡深惡痛絕。
我家曾居住在俄亥俄州,這裏與蓄奴州肯塔基州僅一河之隔。我目睹了許多奴隸的悲慘遭遇,這些情景至今歷歷在目。有一次,我親眼見到一位母親被迫與她的孩子分離,那撕心裂肺的哭喊聲久久縈繞在我的耳邊。這些經歷讓我更加堅定地認為,奴隸制是一種對人類尊嚴的嚴重侵犯。
1850年,美國通過了《逃亡奴隸法》,規定即使逃到自由州,奴隸也必須被遣返。這項法律加劇了南北方的矛盾,也激起了我內心的義憤。我深知,作為基督徒,我有責任拿起筆來反抗這種不公正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告訴我,每個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奴隸制是對上帝旨意的公然違背。
當時的美國社會正處於南北戰爭爆發前的緊張時期,奴隸制問題成為了爭論的焦點。我希望通過我的作品喚起人們對奴隸制的關注,推動廢奴運動。我堅信,通過揭示奴隸制的殘酷和非人道本質,可以喚醒更多人的良知,加入廢奴的行列中。
在我的自傳中,我提到寫作《湯姆叔叔的小屋》是為了回應上帝的召喚。我出身於加爾文主義家庭,這種信仰強調個人的道德責任和社會正義,這也深深影響了我的寫作。家族信仰中的清教傳統讓我明白,自由和平等是上帝賦予每個人的基本權利。
《湯姆叔叔的小屋》出版後引起了轟動,被認為是引發美國南北戰爭的重要因素之一。南北戰爭期間,我與林肯總統會面時,林肯稱我為「寫了一本書,釀成了一場大戰的小婦人」。雖然總統先生這句話可能帶有戲劇化的成分,但卻反映了這部著作在當時社會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在書中,我描繪了湯姆叔叔的悲慘命運,他是一個善良、堅強的奴隸,通過他的故事,我揭示了奴隸制的殘酷和非人道。書中的其他人物,如伊娃和奧菲莉亞小姐,也通過她們的經歷反映了人性中的善良與正義。通過這些人物和情節,我希望能夠喚醒讀者的同情心,激發他們對自由和平等的渴望。
《湯姆叔叔的小屋》的創作動機多方面、多層次,其中包含了我的個人經歷、家族信仰、對奴隸制的深惡痛絕,以及清教傳統對自由的看法。
我的啟蒙教育始於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女子學院,這是一所由我的姐姐凱瑟琳·比徹創辦的學校。在那裏,我不僅接受了系統的教育,還學會了如何教育他人。這段經歷奠定了我對教育的熱愛和對社會改革的熱忱。除了《湯姆叔叔的小屋》外,我還創作了多部作品,如《德雷德:大沼澤的故事》、《鑰匙》和《老鎮民居》。這些作品不僅展示了我的文學才華,更重要的是,它們反映了我對社會正義和人類平等的深刻思考。作為積極的廢奴主義者,我利用我的寫作影響力,呼籲廢除奴隸制。我相信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奴隸制是對人類尊嚴的嚴重侵犯。我也參與了婦女權利和教育改革運動,希望通過我的努力,推動社會的進步。我的生活中以實踐基督的憐憫使命為目標,我參與了許多慈善活動,幫助貧困家庭和孤兒,希望能夠減輕他們的痛苦,為他們帶來希望。我深信基督教教育是改變社會的關鍵。我的教學經歷和對教育改革的支持,提醒我們教育在個人成長和社會進步中的重要作用。通過教育,我們能夠賦予每個人改變自己命運的力量。
我的家庭背景和基督信仰為我的社會實踐提供了堅強的後盾。我的丈夫卡爾文·埃利斯·斯托是一位神學教授和牧師,他在學術上給予我許多支持和鼓勵。他對我的信任和支持,使我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寫作和社會活動中。我的生活和成就不僅在文學界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也在社會改革和教育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我以勇氣、智慧和堅定信念激勵着我後來的姊妹們,提醒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一點點的努力,為社會帶來積極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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