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馬禮遜今天來華


2267 期(2008 年 2 月 3 日)
◎ 文林 ◎ 譚佩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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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出版部為紀念馬禮遜來華二百週年,於去年春季舉辦「馬禮遜來華二百週年紀念」徵文比賽,希望藉馬禮遜來華傳教的精神,喚起全港教會信徒反思昔日基督教在華發展的歷史,從而開拓面前香港教會路向,並鼓勵信徒委身事奉。本報今期刊出《假如馬禮遜今天來華》一文,為公開組亞軍得獎作品。

  

  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活一次的話,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大抵他們會選擇與所愛但以前卻不懂珍惜的人相聚相親、把弄得一團糟的事情做得妥當,以彌補過去的不足和愚昧,寬恕自己的無知和不智。然而,對於我這個有幸故地重臨、特別是在相隔二百年後的今天,我能夠再次踏足這個仍未完全歸屬上帝名下的東方文明大國,實在別具意義。

  二百年前,因緣際會下我幸運地成為首位到中國傳播基督信仰的傳教士。在多方的協助下,和米憐牧師完成舊新約聖經的中文譯本,也始創出如英華書院等教育事工;但今天,因蒙上帝奇妙的眷顧和安排,讓我能仰瞻上帝二百年來在這片大地上的作為。

  當年來華傳教,撇除航程的勞累不計,面對滿清政府的閉關禁教政策,確實叫自己感到要在中國傳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我清楚記得自己在出發來華之日在日記上寫著:

  「我問我自己,要離開朋友們和我的國家的目的是甚麼?我的首要目的,我相信現在仍舊是要代表榮耀的上帝,前往中國拯救可憐的罪人,這是我向上帝許的願,也是我年邁的父親和我的兄姐們許的願。」

  自問沒有甚麼特別過人之處,我只是堅守自己對上帝的承諾:是我求上帝把自己「安置在這最困難,而且按人看來也是最沒有勝算的地方」,既然上帝應允自己的祈求,我還可以不努力麼?

  我知道後人給自己很多過譽,說甚麼開山祖,又或當年如何披荊斬棘的傳揚福音;然而,面對這些榮譽,我實在不敢當,特別是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一個或許不再是歐美傳教士來華的時代,甚至是進入了所謂中國信徒向普世宣教的新階段。但我眼下所見的,卻又使我不無感嘆。

  現代信徒能擁有聖經,無論從數量以至質量,甚或是自由度都跟二百年前的日子有天壤之別。以前我和米憐所翻譯的聖經並非全無錯誤的,而是付梓印行更要在馬六甲進行,因為在滿清治下,文字傳教實在觸犯禁令的。然而,我很清楚地知道,中國人真正需要的是耶穌基督的知識,這也是差會和來華傳教的獨一目的,所以雖犯禁仍要努力進行,並且亦出版中文的傳教小冊子,目的在於「勸人勤讀聖錄書致熟知之。」我還記得梁發弟兄因協助印行聖經,曾被清廷通緝,可想像當日的困難。當年我一直為到能自由傳教而向上帝祈求,我甚至在來華十年時在好些書信中向人表示「我期望能看到自己履行責任,並且享受到甘甜的自由與宗教社會。但我卻仍然活在壓迫者的恐佈之手底下。」

  所以,當我看到今天大部分活在信仰自由環境下的信徒,對得來容易的聖經的不重視、不珍視特別感到痛心和難過。

  除卻一些仍然活在信仰不自由、受監視、轄管的信徒外,現在信徒要是想獲取一本聖經或是與聖經有關的知識真的很便捷,可說是毫無阻礙。然而,這種便捷卻沒有叫信徒更恆心恭讀聖經、篤行經訓、反之是更多信徒投訴沒時間讀經、讀不懂聖經、不知怎樣把聖經與生活扣在一起、不知如何實踐聖經的真理、上帝的訓誨。

  面對二十一世紀信徒對聖經這種「困惑」,我真的感到一籌莫展。我曾懷疑是不是譯經人翻譯得不夠好呢?但是今天好些中文譯本是經由華人聖經學者,按著兩希原文把聖經仔細釋譯成現代中文的,因此應以我和米憐的譯本更優秀,但仍為現代人所詬病,真的把我弄得糊塗了。

  至於沒有時間讀經,又或不懂得聖經訓經落實在生活中等問題,我相信這只是心態問題,是人是否願意把自己委身降服於聖經權威之下的問題。也許我曾是把聖經翻譯成中文的第一人,因此我對今天不重視聖經的態度特別敏感和重視,因為我清楚地知道,聖經是一本使我們離開罪惡的書;但同時,罪惡亦會使我們離開聖經這部書。所以,惟有當信徒真心實意的勤讀、認真委身的恭讀聖經,上帝的真理、基督的訓誨、聖靈的導引才能在我們這等罪人身上生發果效,使我們活出基督的楷模。

  十九世紀的傳教事業是一個十分強調個人經歷的事業,但我的傳教事奉,卻因與東印度公司相連而遭受不少人的仇視和憎恨。的而且確,東印度公司的聘請,實與我的傳教事業不相容,也非我所喜歡幹的事;然而,當時的狀況是,若非如此,我根本不能留在中國。但我不得不承認「公司的職務令我耗費許多時間於與我第一目的(傳教)直接無關的工作。當我翻譯公司公文之際,我本應利用此時間來編著字典,......我在公司的職務,......屢次令我大傷腦筋。......在一方面,我要忠於公司的職務,而在他方面又不要耽擱我第一目的之工作—這實在是難事。」

  我之所以提及自己在事業上的矛盾和軟弱,是因為我略聞二十一世紀的信徒正熱中於討論職場神學這課題。好些教會更特設職場事工,除了聘人專職牧養在職信徒外,更不時舉辦職場講座、職場生涯規畫、職場......總之林林總總的活動,都是與職場掛勾。

  對於現今信徒在職場上所面對的困難我並不能完全明白和體會,但就我自己的經驗而言,當我從事東印度公司翻譯員,以至最後我當上首任商務監督的中文祕書及翻譯官,也不時要面對信仰道德的抉擇。事實上,我的內心也是百感交集的,特別當我成為翻譯官,要穿上一身副領事的官服而不是牧師的禮袍時,心中更不是味兒,因此我常向上帝禱告,求主使我在工作上,「能忠於賜福給我的救主」。我個人認為,信徒在面對職場的挑戰或磨練時,最重要的是一顆對上帝忠貞的心,一顆願意為上帝而表現忠誠的良心。

  曾經有人這麼說:「傳教士是一群在信仰上為一個精神國度而奮鬥的人。」這香港某程度上美化了我們這些「無用的僕人」。我曾數算過自己來華二十五年來的工作果效,真的貽笑大方,帶領信教的人寥寥可數,難怪當年我向親朋宣告自己獲倫敦傳道會接納為傳教士時,他們異口同聲地說何必到異地宣教,浪擲青春!況且家鄉事奉的機會多的是,而且又容易收到果效。現今看來,他們的說話也似乎不無道理,但每當我想起在華期間曾讀過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的一番話,我又會重新振作的,努力專注於宣教工作。

  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沒錯,二十一世紀也許不再是歐美傳教士來華傳福音的時代,但二十一世紀是否真的是中國信徒向普世宣教的新世代?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該留給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信徒來回答較為恰當;然而,在這傳教大業上,或許我也可以說幾句話。

  首先,我以為各傳教事業基地(或團體)中最大的過錯,乃是人人不願居第二位—不甘下人。這一個錯有大害存焉,因其防礙分工合作之舉。對於處於個人主義高張的二十一世紀的教會,我相信這是必須正視的問題。

  其次,是關於傳教士的資格,「我們必須傳教士人人具有真正的敬虔,謙虛的德性,專門的技術或教育,豐富的常識,純良的脾氣,對救主的真愛,及在人類的救恩中促進上帝的榮耀之志願,而且在異教人中間為耶穌基督的大事業,而視個人與家庭的利益為次要。......而傳教士的團體中,應有兩性參加,各有特異的資格,地位,及職責。」

  最後,我十分認同保羅在使徒行傳中的一句話:「按上帝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徒十三36)。任何一個世代都有其獨特的文化、背景,也有其獨特的問題,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否已按上帝的旨意,服事了所處的世代的那一代的人呢?我曾在日記中寫道:「好吧!我必需告退了。在以前的日子,我工作佷多很多,也許已達成任務—這是分配姶我的。願上帝寬恕我,—如果我有錯誤或罪愆。」然而,我更清楚的知道:「我將下台了,但我很喜歡得見主已差遣他人前來繼續此工作。」

  盼望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你,就是那前來繼續傳教這大事業、受主差遣的、主的用人。

▲聯會副主席區玉君牧師(圖右)頒授亞軍獎狀予譚佩雲(圖左)

▲譚佩雲家人親友同來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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