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搜寻民主的疑惑
第 2301 期（2008 年 9 月 28 日） ◎ 与大师对话 ◎ 许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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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 「这一点非常重要。『民主』这个词，是从希腊文字『人民的统治』直接挪用过来的，然后它却将我们带离那核心的问题。因为民主的要点乃在于避免独裁，或者，换句话说，避免不自由，避免一种不是以法律为依归的统治模式。那正是问题的所在。而早在古代，希腊人已经知道民主的意思并不是由人民来统治，而只是要避免独裁的危险。那正是大概有八十年之久，他们引入流放的做法的原因。他们恐怕一个受欢迎的暴君或独裁者，一个民粹主义者─用我们今日的说法─会让自己大受欢迎，压倒性地被大多数推入权力之中。而流放的作用，正是要确定任何太过受欢迎的人都要被送到国外。他并不是被视为一个罪犯：他并没有因为做任何坏事而被定罪。那只不过是一种措施，以防止有些人在国内太受欢迎。倘若你读过伯利克理（Pericles，雅典最有名的政治家）在修西狄第（Thucydides，希腊最伟大的史学家）著名的丧礼演词，你就会察觉到那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丘吉尔有一次亦曾经说过，民主是最糟糕的管治形式─除了所有其他更为糟糕的形式之外。民主并没有甚么特别过人之处；如果说它有甚么好的东西，那必定是从民主以外而来。民主是避免暴政的一种手段─就是那样。当然，在民主里面，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在被证明犯罪之前，没有一个人是罪犯，诸如此类。这一切原则都是法治的一部分，以致民主可以说是维护法治的一种途径。不过，大多数永远是对的却不是民主的一个原则；大多数也可以犯上最严重的错误；它甚至可以选票引入暴政，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在奥地利，举例来说（希特拉在德国并不是透过大多数而取得政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关键的时刻投票支持他。」 ─ Karl Popper, “Lesson of This Century”, pp.43~44 —Jose Ortega'y Gasset, “History as a System”, pp.103~107
波普忆述自己早年曾受共产主义的影响，并活跃于奥地利共产党。一九一八年发生的一件事，却彻底改变了他的观点：在一场共产党发起的暴乱中，警察开枪镇压，射杀了好些滋事者，其中有几个是波普的朋友。后来当波普将这件事告诉党领导的时候，他们却表示在迈向无可避免的工人革命的过程中，这样的生命牺牲是必须的。波普不以为然，并开始反省怎样的思维方式会容许达至这样的结论。他后来的结论是这样的推论实在不可思议，并开始了他后来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其论点见诸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及《历史主义的贫乏》。
其实共产主义亦不是那么不可思议，起码在理论上，它曾经是万千有理想的青年的价值和梦想，包括年轻时的波普。只是那么纯洁和理想的乌托邦，又怎么敌得过人性的软弱？正如奥韦尔在他的《动物农庄》所揭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都只不过是让政权合法化的手段和工具；在人人平等的无产阶级大家庭里，总得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加平等。毕竟在人人平等、个个都有同等发言权的前提下，「喂，你是老几？为甚么我要听你？」
波普指出，民主只是透过法治避免暴政的一种手段，此外它就再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可是，当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民主视为一个自足的终极目标，得时与不得时都必须以当时最新的民意为依归，那么这个理想就反而可能为独裁政治铺路。因为基于阶级利益的分歧—主要还是人人都觉得自身的利益是不容妥协的天赋权利—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达至各方满意的共识；而「理想」的方案在现实中既然不可能，机会主义者就有相当大的解释和调动的空间了。
另外，「大多数永远是对的」亦不是民主的一个原则。菁英主义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不使平头主义成为真理。数量与真理之间并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关连。「大多数也可以犯上最严重的错误」。让不懂的人跟学者专家有同等的发言权，让不尊重法律的人去质询宪制与人权，这将变成一个怎样的世界？
民主是为了法治，而法治是保护社会最后的一个堡垒。我们需要自由去防止国家滥用她的权力，我们亦需要国家去防止自由被滥用。而这明显地不是抽象的法律条文可以解决。我们必须接受这或许是永远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或者更正确地说，只有独裁政治以其绝对的国家机器方可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从道德的角度所不能接受的。在现实的世界，我们就只能接受权宜的方案与互谅互让的妥协，明白到民主毕竟不是一切，而自由亦有它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