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搜寻被告席上的上帝
第 2295 期（2008 年 8 月 17 日） ◎ 与大师对话 ◎ 许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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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 「…...早期的基督教传道者可以假设他们的听众，无论是犹太人、改教者抑或是异教徒，都有一种罪疚感。〈这在异教徒中的普遍性，可见于伊壁鸠鲁学派和神秘宗教都以不同的方式宣称去舒援它。〉这样，在那个时代的基督教信息，就毫无疑问地是福音(Evangelium)，是好消息。它应许医治那些知道自己有病的人。在我们可以期望我们的听众会欢迎那个补救的消息之前，我们必须先说服他们同意那个不受欢迎的断症。 「古时的人跟上帝〈或其他的神明〉打交道，就像被控告的人面对他的法官。对于现代人来说，角色却倒转了过来。他是法官：上帝倒在被告席。他是相当仁慈的法官：倘若上帝对祂作为一位容许战争、贫穷和疾病的神有一个合理的辩解，他是随时愿意聆听的。这个审讯最后甚至可以让上帝无罪释放。但重要的是，人是在审判席而上帝在被告栏。 「要好像以往的传道者那样，以醉酒和不贞洁这类罪行去打击这种态度往往是徒劳无功的。现代的无产阶级是不醉酒的。至于通奸，避孕的措施带来了巨大的转变。只要这罪行可能让一个女孩子成为一个私生子的母亲而毁掉她的前途，大多数人都会认识到它所牵涉的错误，而他们的良心亦会感到不安。现在它并不需要引致这样的后果，因此我估计，它一般来说根本已不再被视为一种罪。我自己的经验是，要是我们能够苏醒我们听众的良心的话，那就必须依循一些非常不同的方向。我们必须谈到狂妄、怨恨、嫉妒、懦弱、卑劣等。但我相信我离开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还相当远。 「最后，我必须补充，我自己的工作相当受制于我那不可药救的唯知论(intellectualism)所限制。那简单的诉诸情绪〈『来就耶稣』〉往往仍然是有效的。但对于那些好像我那样，缺乏有关恩赐的人，最好就不要试了。」 — C. S. Lewis, God in the Dock”, p. 224
倘若我们用一把尺去量度对象，那我们又再能用甚么去量度那把尺呢？而倘若我们必须用另一件量器去量度那把尺，那么那另一件量器大概才是真正的「尺」罢？我的意思是，这个量度标准的问题始终不可能无止境地追问下去；我们至终不能逃避面对那终极的尺─那就是说，那量度一切却不能被量度的量器。
当然，正如上次曾经提过，上帝作为超越一切相对事物的绝对者，「并不像那些有限和相对的事物」，彼此对立抗衡；一般人的错误，却正是将上帝与一切世间事物同陈并列，视之为「两个并行而互相排斥的有限因果关系」，彷佛强弱悬殊下的泰山压顶。但上帝作为「有限中的无限、相对中的绝对」，跟一切事物的关系却是超越于其上、贯通于其中、甚至渗透于其内。
引申至圣经的权威性。所谓圣经无谬的问题，就不关乎抄录、翻译过程可能出现的差异（这在最可信和严谨的学术文献亦不可能避免），或因时代、文化的转变而产生思维模式上的不同（例如古代近东的初民与现代的西方人对事物理解上的距离）。圣经作为信徒生活行为最高的准则，是在存在最核心的问题上，也就是他在茫茫天地间如何安身立命；在信仰上，也就无可避免地牵涉到创造主与被造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圣经的审阅和「批判」，其意就不在于质疑与否定，而是在于返回其源头，去芜存菁地发掘经文原来的所指以及应对现世的意义。就如我们随便打开一篇《古文观止》，基于时代和文字的演化，也不可能每字每句不解而自明，而必须加以斟酌和考究。这样，没有教会群体的生命见证和薪火相传的解释传统，圣经亦只能产生像太平天国洪秀全那样的「信徒」和跟随者，将上帝的启示化为完成个人目的和议程的工具。
回到起初的问题：倘若我们用一把尺去量度对象，那我们又再能用甚么量器去量度那把尺呢？而被量度的，又岂能反过来量度那量度它的量器呢？设若上帝是一切存在的起始和根源，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祂」，那么「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甚么这样造我呢？」
因此，当耶稣被关进犯人栏，接受官府与会堂的质询，他惟有选择默然不语，因为他一切的答案，都将会被置于相对与矛盾之中。毕竟当有限和相对的人成为一切事物的尺度，真理又是甚么呢？（彼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