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反动性

2286 期(2008 年 6 月 15 日) ◎ 与大师对话 ◎ 许立中

分享: 电邮推介 电邮 :: 脸书推介 脸书 :: 推特推介 推特
 

  「倘若Belohradsky(侨居意大利的当代捷克哲学家)视知识分子最本质的角色,是不容许自己被关进由胜利者所撰写的历史,那么我就完全同意。…我亦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不断地引起不安,应该见证世界的苦难,应该以其独立性去挑衅,应该反叛一切隐藏和公开的压制及操控,应该是系统、权力及其咒语的主要质疑者,应该是它们的虚伪谎言的见证。正因为这个缘故,一个知识分子不能投入任何指派给他的角色,亦永远无法跻身胜利者所撰写的任何历史。一个知识分子在本质上并不隶属任何地方;无论在何处,他都是一种刺激剂;他无法完全地被分类归档。明显地,Belohradsky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捷克的流亡者一直都不知道该将他安置在甚么地方。

  「一个知识分子永远跟明确的分类格格不入,因为这些分门别类很多时都是胜利者所操控的工具。在这方面我是同意Belohradsky的。然而,那被击败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不错,在某个程度上来说,一个知识分子往往注定是要被击败的。在那方面,他跟西西弗斯很相似。而一个身处胜方的知识分子往往令人存疑。不过,在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意义来说,尽管经历一切的失败,一个知识分子仍然是不败的─像西西弗斯一样。他事实上是透过他的失败去获致胜利。因此,他的处境是暧昧的。不承认这暧昧性的存在,最终可能是意味着接纳胜利者所撰写的历史地位。胜利者不是给Belohradsky,或许更多是给我,分配了被击败的角色吗?而倘若我们确定这个身分,我们不是同时确定他们的历史吗?当然,在某个意义来说我是被击败的,但在另一个意义上我却完全不感到被击败。有时─吊诡地─我会为到自己被不败所环绕,并因此不切合胜利者的历史而稍稍感到战栗。」

  

─ Vaclav Havel, “Disturbing the Peace”, pp.166~167

  

 

     千秋功过谁论定?当然是撰写历史的人。

  那么是谁在撰写历史?那当然是最关心历史会怎样评价他们的人了。

  当然,就是在最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与时代,也总是有人会暗中将不同版本的「事实」、「真相」记录下来,有待他朝沈冤得雪。因此,不同版本的「野史」、「秘辛」,往往比钦定御准的「正史」更受到大众的欢迎。至于历史最后有何「公论」,则有待史学家们进一步鉴定和研究了。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甘于寂寞。正如哈维尔所言,「一个知识分子不能投入任何指派给他的角色,亦永远无法跻身胜利者所撰写的任何历史。」

  当然,龙应台曾经进入建制,在马英九当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出任文化部长。最后她虽能全身而退,却叫人感到不如多写几篇社会批判、文化反省的文章;甚至只是跟儿子以文章闲聊对话,也总比为重修钱穆先生的故居而需要诸多解释强。不少人喜欢陶杰针贬时弊的言论,却很难想象他成为尊贵议员,正襟危坐的议事模样。

  一位年轻有为、心中「有火」的知识分子,凭着满腔的热诚和激情,写过不少激励人心的作品。后来为了更能发挥影响力,决定苦读数年取得高等学位,进入主流,从事高等教育工作,训练一些能够影响人的人。只是激情与火却似乎不是可以训练出来的。行政、筹款和学术上的要求却消磨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激情。他仍然写作,但在有限的资源下,只能主力应付少数人会看和看得懂的学术期刊。他更能发挥他的恩赐才干,影响千秋万世吗?或者。但更叫人怀念的,却是他未去深造之前的「业余」作品。

  知识分子之所以被视为知识分子,当然跟他们拥有知识不无关系。但知识分子的道德地位,却更多是关乎他们的修养、气节和良知。一位物理学家或社会学家,跟他作为知识分子并没有最直接的关系。有知识而没有气节,往往还会被编收为「文棍」,为一切付得起价钱的主子效力。

  在这个意义上,反动注定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和宿命。事实上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正是在主流的传统、建制以外监察、进言,扮演守望者的角色。进入了主流,有党有派(那怕是有头有面的名门正派),有了既定的立场和利益,很多时非但不能拨乱反正,往往反而自废武功。这样的情况在不同的领域中屡见不鲜。

    

【要闻】

【教会、机构短讯】

【教会之声】

【时事透析】

【息息相关】

【时代讲章】

【黄金岁月】

【羊圈守望】

【画中有话】

【人间如话】

【诚心所愿】

【教会今昔】

【教会语文漫谈】

【画出生命】

【文林】

【品兰集】

【灵修果园】

【窝贴家庭】

【与大师对话】

【过渡人生】

【游离小说】

【放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