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来华的文化意义

2215 期(2007 年 2 月 4 日) ◎ 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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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年前的此刻,年轻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正乘坐着一艘开往美国的船雷米登号,缓缓地沿着泰晤士河驶离英伦三岛,而旅程的最终目的地是中国。

  今年是第一个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的二百周年,这不单标志着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已有两个世纪,亦见证着中国在近代冒升的历程。正如《时代周刊》近期的封面主题「China: Dawn Of A New Dynasty」所揭示。

  撇除对某一宗教的成见,并把历史待议之处暂搁,传教士是一种人生视野和事业目标很特别的人。英国广播公司一个电视特辑(后编成《Missionaries》一书,由Julian Pettifer and Richard Bradley著述,BBC / Parkwest Publications于1991年在纽约出版)认为:「传教士是一群在信仰上为一个精神国度而奋斗的人。」他们像探险家一样,以冒险精神深入蛮夷之地;也像朝圣者一样,带着神圣的使命,向隐藏在远方陌生群众中的基督来进香;又像士兵一样奋勇地前进,但他们所要征服的不是人间的利欲和地土,乃是永恒里失落的心灵。然而在历史进程中,传教士更不期然地担当了文化传递的任务,成为战争、外交、商贸、旅行、游学或探险以外,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与桥梁。

  传教活动其实也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这是历史上不争的事实。虽然广义的基督教早于唐朝已抵达中国,但唐元两代的景教带来的,只是原始基督教和古代近东文明;元明清三代的天主教,亦只带来中世纪的基督教和文艺复兴期的西方文明。然而一八○七年马礼逊传入的基督教,除了带来宗教改革后新教的信仰特质外,亦同时将西方现代文明引进来。自此,中国这个在清末已沦为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夕阳帝国,便被逼踏上一条颇长的现代化旅程。

  基督新教的其中一个特色,便是不将历史人物圣化和夸大,只会客观地从历史的实际来评述其时代贡献。马礼逊在宣教史上的意义,就像圣经《使徒行传》所说一样:「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徒十三36)。马礼逊之所以能在历史中成为将新教传进中国的第一人,在人来说,可能只解释作是历史的因缘际会;但对基督徒来说,却是上帝在中国历史的特定安排。

  自从郑和七次下西洋后,明朝便实施闭关政策,禁与域外国家通商或往境外地区旅游。自此中国文化要冲破重土意识之尝试也不再出现了。此际,西方的航运术开始发达,科学技术也开始萌芽,欧洲的历史便进入了所谓的「发现纪元」(The Age Of Discovery)。海上霸权在西方本来一直为天主教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所垄断,直至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为英国击败,海权才为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国家所共享。

  英国既取得制海权,后又打败了法国的拿破仑,加上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产业革命,令她成了西方最强大的殖民帝国,正如俗语谓:「大英帝国没有日落之处。」自此,不少开创性的海外宣教运动,均由英国差会推行,原因并非为其国家作文化、军事、商贸或政治上之侵略先驱,乃是由于当时只有英国才像昔日的罗马帝国具备有这些「外在条件」,让本国的传教士意识到外在世界之阔大,并联想到往殖民地去传教之机会。

  当然这还需要有「内在条件」配合才能成事,此即视乎当地教会是否有此视野和负担。例如被称新教近代宣教运动之父的英国传教士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其宣教计划最初亦得不到当时教会的认同和支持。他原先的传教负担也曾想及中国,然而却因海禁而转到东印度公司进驻的印度去。但是否因为宣教运动或传教士与政府或商会有蛛丝马迹的联系,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和传教活动之诠释,便一定要套上政治的标签呢?相信史学研究发展至今天,已明白到先存「意识型态」(Ideology)作判断的史观,并不一定能为历史实况作出最客观及最合理的评析。

  中国出版的「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一位译者在序中如此说:「在以往的历史教科书或史学著作中,我们对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动机和性质的评判,常常停留在『传教加条约的破坏性』的模式上。如果我们把基督教传教事业放到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我们或许也可以把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传教视为一个文化冲突、文化交流的事件,而不是政治和宗教的侵略了」(汤森着,王振华译《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大象出版社,第1页)。

  国内另一套丛书「历史文化书系」的序言中,主编亦如此说:「传教人员,作为知识阶层,他们以上帝为至尊,就整体而言,不惟任何世俗权威之命是从,如君主、政府或商团等。他们带着较多的文化和人道主义色彩,特别是近代的传教士,更具有较多的世界主义目光和情怀(雷雨田编《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百家出版社,第7页)。

  当时年仅二十岁出头的马礼逊在船上写道:「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我离开了亲爱的家人、朋友和祖国,从这里出发去从事一项巨大的工作。我对此在思想上感到无所依托。于是我乃读圣经和仰望上帝以寻求支持。昨晚我哭得很厉害。我更感到我所要到中国去做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顾长声着《马礼逊评传》,上海书店,第31页)。

  从马礼逊的日记可见,他离乡别井之悲情确反映了其破釜沈舟之宣教心志。因此别有动机的历史写法,第一不符合马礼逊的信仰原则和主观意愿;第二亦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实况。相反,马礼逊来华的计划是几经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阻挠,才需绕道美国坐船往中国。而且到达后,他并没有因为他的身分得到任何优待,反而遭当地中外官员、英国商会及天主教教会的排挤。加上当时中国仍未开禁,传教工作便在这种艰苦环境下克苦经营,才觅得留下的机会和谋得生存的空间。

  马礼逊来华前,其实已有其他新教传教士就像威廉克理一样,在相若的时代来到亚洲,甚至可能在不同地域接触到当地华侨。然而第一次直接进到中国本土而又有记载可寻的,仍计马礼逊为第一人。

  马礼逊作为第一个基督教来华的传教士,确具有一些非同凡响的特质。我们一方面从其童年对信仰的热诚,学习时取得的优异成绩,并其个人坚毅的宣教心志,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亦可从其成就得见:他以个人力量,翻译了第一本新教华文圣经,编纂了第一部华英字典,出版了中国近代历史中第一本汉文杂志,并设立了第一所崭新教育方式的学校。由此可知其聪颖创意及勤奋努力,非一般人或其他传教士所能比拟。

  马礼逊将其一生奉献于中国的传教事业,自己连妻儿也一并死于这块异土,并葬于澳门。劳累导致他没享长寿,终年只五十二岁。在人看来,他一生带领信教的人寥寥可数,但却出了著名的梁发和蔡高等人。梁氏本为印刷工人,归依基督教后被按立成为中国第一位的宣教师,其传教小册《劝世良言》令洪秀全「相信」上帝,并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一场奇特的宗教革命—太平天国运动。蔡氏则是中国第一个新教徒和第一位按立的牧师。

  在中国近代文化交流史上,马礼逊的贡献不菲。第一,他独力用十一年时间翻译出第一本新教的中文圣经,取名《神天圣书》,线装本,共廿一卷。第二,他是同时地用了十五年时间编篡出第一本《华英字典》,有六大册,共四千五百九十五页。这两书成为以后的译经者和中英翻译史上之重要奠基石。除此,他还用英文写了《汉语语法》及《广东土话字汇》等书,成为当时外国人学中国语之阶梯。第三,他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和英文版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又倡议编印《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及《中印拾遗季刊》等。这些书刊为中国近代报业史开启了新的一页,成为日后相继出现的杂志之模阶,也成为十九世纪中国士人对外界知识吸纳之重要媒体。第四,马礼逊与助手米怜牧师也于马六甲创立了英华书院,藉施教而向当地华侨传教,成为华人崭新教育模式之滥觞。其办学传教的模式亦为日后其他传教士立下仿效之榜范,使基督教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能作出重大贡献。第五,他搜罗了逾万册的中国典籍,捐赠伦敦大学图书馆,并倡议在大学设立中国研究科系与讲席,这也促进了外国对中国历史文化之了解和认识。最后,马氏以其个人坚毅的意志,冲破了当时传道上的重重关卡与困难,不单为日后来华的传教士打开门路,亦感召了更多国家的差会络续派员来华布教。

  因此马礼逊来华,不单标志着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播之起步;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一个二千年来搅动了西方历史和塑造了欧洲文化的世界级宗教文明,正向着一个自足了五千年的传统中国叩门,希望能使中国在迈向世界文明大海洋之前,在世界观上与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作出摩荡、整合与交融。若能如此,中国历史文化必能得着更丰厚的滋润和更大的发展。广义的基督教虽经过景教和天主教的传播,但始终未能深化地以基督教的世界观来革新中国的文化,唯独基督教新教传入时,正适逢中国社会之变迁期,大清帝国也腐败至极需革新之际,因而得以见证和参与中国近代历史之塑造。

  据一些估计,全球华人基督徒数目几近亿人,若通过这些华人信徒在国内外的生活形态、社会关系和文化表达等见证方式,我们深信与时并进的基督新教精神,必能成为塑造中国现代文明的重要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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