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改会《医疗上的代作决定及预前指示》
报告书的分析与评论(二)

2200 期(2006 年 10 月 22 日) ◎ 神学探索 ◎ 罗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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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应否立遗嘱,交待后事,以备不时之需?假如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不难回答另一问题,基督徒应否作医疗上的预前指示,以备不时之需,使家人不用为难?

  真正的问题不是应不应该作预前指示,而是应该如何作预前指示?为甚么要作预前指示?笔者认为有三种情形应该考虑作预前指示,而有一种情形却不应作。

  第一类情形如下: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假若有一天我已年老体衰,病入膏肓,病情又急剧恶化,生命垂危;但我已有所有家人陪伴在侧,去而无憾,我是否仍应坚持医护人员对我的危病全力抢救?假若医疗干预会令我身心不适增加,甚至陷入长期昏迷,我是否仍该希望医院用尽一切高科技,阻止我进入死亡;可以拖多久,就要拖多久?假若上述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我们可以考虑设立预前指示,表达不想接受无效治疗。

  《医院管理局对维持末期病人生命治疗的指引》(二零零二年四月)对无效治疗作狭义及广义之分。「狭义来说,无效用治疗是指生理上无效的治疗。当临床理据及经验显示一项维持生命的治疗极不可能生效,这项治疗即属无效用,例如为即使是辅以最大的血管加压药而仍不能逆转的毒性休克病人进行心肺复苏。在生理上明显无效的情况下,医生没有伦理上的责任去提供无效治疗。」换言之,某些医疗干预在延长病人生命方面根本是徒劳无功,甚至有损无益(身体更多创伤,肋骨折断)。再者,这种无效的治疗对有限及紧绌的医疗资源也造成浪费。基督徒应该比其他人更坦然面对死亡,上帝若收回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不应作无谓的纠缠。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观点,写进医疗的预前指示中。

  第二类情形,是所谓广义的无效治疗。这些医疗干预虽然在生理上可有限度延长病人的生命,但要付上生命质素骤降的代价(如大部分时间在深切治疗病房,大部分时间昏迷等)。医管局在这方面的指引如下:「对于大多数临床情况审视治疗是否无效用,实际是衡量治疗对病人的负担及好处,治疗虽可延长生命,但要考虑该治疗是否符合病人最佳利益。就此广义而言,由于评估对病人的负担及好处时须考虑生活质素并涉及价值观的问题,故此医护小组、病人及病人家人的观点也会影响无效治疗的决定。医疗的目的,不应是不顾一切地维持生命,而不理会生活质素及治疗对病人的负担。」从病人的角度,我们需要考虑自己的价值观及可能出现的突然情况。有些人认为以恶劣的生命质素换取多几天的阳寿是值得的,因为有个孙女在加拿大考完试后便赶回来见最后一面。另有一些人在同样病情中却觉得这个交易是不值得,因为他的所有心愿已达到,宁愿不加抢救而留在普通病房。这样,虽然死亡不会延迟,但却能在所有家人陪伴中离世。相反,若坚持抢救,最后却死于深切治疗病房,环绕他的是各种医疗机器,而不是众家人。在这方面我们的价值观如何,也可简洁陈述于预前指示中,并列明愿意或不愿意付上甚么代价来换取日子。

  第三类情形,是所谓植物人状态(正式名称是「持续性植物状态」)。这种病况并非绝症,极少人有实时生命危险,可以持续数年至数十年不等,少数人更于长期昏迷后自动苏醒及恢复健康。这些病人绝大部分可以自行呼吸,但不会自然进食,必需倚赖人工餧饲营养及水分。法改会的报告书所附设的默认医疗指示模板中,把人工餧饲排除于基本护理之外,在这争议性的问题中有隐藏的设定立场。相反地,医管局的上述指引却承认这问题的争议性,不敢贸然断定或否定人工餧饲是不是基本护理。因此,在作出医疗预示时,大家可随自己的领受去表达,不必盲目跟随法改会的范本。

  第四类情形,是人不想面对死亡过程,所以绝症到了末期,便想赶快离世。法律改革委员会于今年八月中所提出的默认医疗指示范本,正合此用。这范本只含糊提到用意是「将本人所可能身受或造成的痛苦或尊严损害减至最低」,然后便斩钉截铁指示「除了基本护理和纾缓治疗外,本人不同意接受任何维持生命治疗」。这种不问医疗是否有效而预示坚拒治疗,虽然是合法的,但似乎颇鲁莽。笔者并不赞成这样一种过分简化的预设指示;我们可以参考外国教会所用的预示范本,改写为本地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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