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書翹楚傅蘭雅

第 1818 期（1999 年 6 月 27 日）
◎　教會圖說　◎　浩然

　　在十九世紀初頁，英文語系的國家與中國的關係尚在接觸時期，歐美人士對中國的認識固然不多，而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更少。其後由於商貿的關係，傳教的關係，因而帶動中西文化的交流。早期所謂中西文化的交流，就是將中國的事物，社會民生介紹給歐美各國人士認識；另一方面同樣將歐美各國的事物，社會民生介紹給中國人認識，；而這些介紹的工作是透過著作和繙譯的媒介居多，當時的傳教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說到將西方的書籍繙譯成為中文，自馬禮遜牧師來華之後，也有不同譯著，林則徐在一八三九年到粵進行禁煙的時候，亦曾請梁發的兒子梁進德、亨德（William Hunter）、醫生伯駕牧師（Rev. Peter Parker, M.D.）等人進行繙譯各國律例、四洲志、澳門月報等書刊，藉此認識西方社會政治情勢。

　　及至鴉片戰爭之後，由於中國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在推行洋務運動時期，更需要了解「西知」（西方的知識）和「西藝」（西方的科技），西教士為切合國社會的需要，於是出版了不少的報刊，和格致（即科學）的書籍，將西方科技傳播中國。例如丁韙良牧師（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於一八六三年到北京任職同文館教習之後，他先後主持繙譯「萬國公報」、「西學考略」、「格物入門」等書，其後又主編「中西見聞錄」月報。

　　至於說到十九世紀將西方科技和政治西方知識繙譯為中文，應以傅蘭雅（John Fryer）。傅氏一八六八年在上海出任江南製造局而繙譯館歷時二十八年，主持物理、數學、化學、地質、地理、文史、植物、動物、　園、醫學、農業、軍事、政治、經濟等種種譯書。先後譯書有五百六十八部。而由傅氏譯出有一百三十六種之多，可見他堪稱中國十九世紀譯書翹楚。

【要聞】

【教會、機構短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