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请为传媒请个好大夫」

1835 期(1999 年 10 月 24 日) ◎ 交流点 ◎ 禾月(香港基督徒新闻从业员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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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改革委员会建议成立报业评议会的咨询文件长达一百八十六页,引述了很多关于新闻自由与保障私隐的言论,详列了现存规管的不足,简介了其他地区的情况。有关本港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文件也列举了很多似是疑非、不附解说的「例子」,现举其一以作讨论:「一名男子嫖妓时心脏病发,在医院接受治疗后逝世。他的全名、年龄和在生时的照片均刊登于某报章上。」

  诚然,我个人认为没必要刊登该男子的资料和照片,但这不足以「证明」是报章的恶行,首先应交代其照片和资料是否男子家人所给予并同意发放的,其次也应指出这项报道是否对其家人构成不良影响和不满感觉,再者就是公众利益的问题:嫖妓本身虽不犯法,郄是该受贬抑;死者情况可对其他人士起警愓作用,年龄是关乎健康的重要数据之一;死者亲友可能会希望第一时间知道死者情况,姓名和照片是让读者辨认死者身分的最有效方法;空难时报章都刊登罹难者的全名和年龄,为甚么嫖妓时死亡男子的全名和年龄郄不应刊登;即使刊登有关资料和照片是不必要和不礼貌,但是否等于刊登了便该受惩罚......。

  法改会私隐问题小组委员会并没有对上述或类似问题作讨论,只像剪报一般的列出「例子」。该小组花了十年时间研究,难道就不能对其中一部分个案作较深入的了解?例如向当事人发问卷,了解有关资料和照片是否当事人或其家人自愿发放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有否触犯其私隐、有关报道是否对当事人做成损害等等。此类研究所需的时间、金钱、人力和关系,未必是法改会小组所能承担的。

  事实上,新闻规管问题已超出了法律改革范畴,而涉及根本性的政策转变和政治问题;十年前政府是要求法改会「研究对私隐有影响的现行法律」,法改会从中引伸出新闻规管问题,虽不无道理,郄已超出其承载能力。

  传媒病了,这是大家都认同的。但到底生了甚么病?多少媒体染病?病到甚么程度?当事人的申诉需求有多大?除了设立申诉渠道外,是否还有惩治传媒的需要?......在未廓清情况以前,便开出以毒攻毒的药方,是否合适呢?以往政府作出重大政策转变前,总爱先作顾问研究,为甚么这次不做呢?学校老师们常埋怨教十日书都敌不过传媒一日教育,既然传媒如此重要,为甚么政府不积极资助大学进行传媒研究,而只愿投资在科研项目呢?只有准确断症的大夫,才能准确下药,并把药方的负作用减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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